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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4年8月4日傍晚， 母亲带着幻想、带着农村已经发生巨变的媒体上美好宣传，在49岁时回到已经陌生了农村。发现不适应了。

因为没有电，晚上要点煤油灯。别人家，一个月用不了1斤煤油。基本上天一黑，全家人就上床睡觉。而母亲则习惯耗到22点以后才睡。每个月居然要用掉十多斤煤油。由于家里有亮，加上离家3、40年了，乡里乡亲急于相互了解，所以一些亲戚喜欢到家里与母亲聊天。得，母亲还得烧水，沏茶。一开始，还准备廉价烟。一来二去，一个月下来，煤油钱、烧水的煤钱、烟钱等等居然有20多元。这对没有收入的母亲而言，已经无法承受。先砍去招待烟；接着只供应白开水；后来连开水也不烧了，吃了晚饭就停炉。妹妹配合，一到快21点了，就吵吵着要睡觉……

吃，按照村里的规定，母亲和妹妹每年能分到口粮。加上乡里乡亲平时送的粮食，基本够吃。以老棒子为主；每年只有百十来斤麦子。可以到村子里的粮食加工厂换回“九二粉”，或者“八五粉”（就是富强粉）。如果要麸子，则加工费为0.05元/斤；不要麸子，加工费就不收了。母亲通常在春节前，儿子们要回来探亲了，把所有麦子拉到加工厂，出“八五粉”。因为不要麸子，所以加工厂还倒找给她0.02元/斤。

每年探亲，我们都把积攒下的油票买成花生油带回去。后来，母亲特意嘱咐我们，以后别买花生油了，买豆油。因为豆油在加热时会起沫。摊煎饼时，豆油起沫有利于起锅，玉米煎饼不粘鏊子。

吃水比较困难。家里比别人家多备了一口水缸。妹妹在家时，还可以上水井打水挑回来。平时，只能依靠几个远房舅舅。母亲则要付出几盒烟，或者旧衣服，或者从北京寄来的糖果……

烧的。一般农家每天的主食就是煎饼加咸菜，基本不用火。每个家庭除了有个摊煎饼用的鏊子外，就是备一个“憋来气”的烧烟煤的小炉子。高度不超过30cm，口小膛大，膛的直径约30cm。从炉口添煤，然后加盖。等股股黄色浓烟消失后，蓝蓝的火苗就串上来了。平时用来烧水、炒菜；冬天兼取暖。麦收、秋收时分捡拾的麦子根、老棒子根和分的麦秸、玉米秸秆，一般用来烧鏊子摊煎饼。那年探亲，我们刚一进门，母亲拿出不知谁给的购煤证，让我们抓紧离春节放假还有几天的时间，到18里地以外的镇上把500斤煤拉回来。第二天我们用了5、6个小时，用母亲借来的排子车把煤拉回来。累得我赶紧喝茶，提神、解乏。没想到，喝了俨茶后，居然酣睡了2个小时。第一次知道，人在累极了的情况下，喝茶可以催眠。

穿。基本上依靠缝缝补补维持。母亲在乡多年，基本没有添置新衣服。记得1977年探亲前，我到东安市场，遇到卖黑色绸子的，在征求了售货员的意见后没有多想，给母亲买了6尺。结果母亲高兴死了，说：“打在杭州（那可是1950年啊），我就想买一条绸子裤。你爸就是不愿意买，说我是资产阶级臭思想。哎呀，6尺，买多了。做条裤子，用不了这么多”。我打趣说：“多出来的（布料）留着做补丁呗”。“傻孩子，绸子衣服哪有打补丁的？”母亲立刻翻出化粉和直尺，在绸子上划线、裁剪，第二天，就穿上了。冬天啊，拿绸子裤当棉裤的罩裤穿。母亲特意美美地在村里转了好几圈。后来妹妹来信讲，那条绸子裤一直穿着。直到烧火时不小心被烫了几个洞，不能穿了，才脱下来。第二年，再想买绸子衣料，市场上没了。

从这件事情上我知道了每年探亲不能光带些好大米、豆油、糖、点心……还要给母亲和妹妹扯上几块布料。其实，我们带回去的那些大米、点心、油……，等走的时候，也吃得差不多了。还说要留给母亲细水长流，做不到啊。

母亲要强，不愿在家里无所事事。开始找队里，想参加劳动，挣工分。尽管家乡还很穷，10个工分才合3毛多钱，但是也没有听说50岁的老娘们（当地人对结了婚的女性的统称）还到田间干活的。队干部知道母亲的窘境，同情她的遭遇，特地安排她参加一些轻体力劳动，像什么看着驴拉水车浇水，采摘棉花，撒粪，看苹果园……每天给她计4个工分。一个月120个工分，不到5元钱。仅购买煤油的。

1984年10月，梁玉环与大儿子、小女儿贺爱军在泰安南上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