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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蒋璟璟

近日，河南洛阳“西工法院”发布一则案例，洛阳市西工区一名卖菜大爷，因为销售不合格蔬菜领了天价罚单，他卖菜获利21.05元，却被罚款11万元。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法院最终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。据悉，三轮车卖菜摊主姜某，从洛阳某大型批发市场批发一批姜、菠菜、青椒进行售卖。该批菜品经行政机关抽检为农残超标蔬菜。6月30日上午，西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称，针对此事会作出情况说明。（中新社）

“菜农赚21元领天价罚单”，发生在洛阳的这一案件，几乎与前不久引发热议的福州“芹菜案”如出一辙。在那起案件中，一名老农卖超标芹菜获利14元罚款10万。就来龙去脉、前因后果而言，这两起案例可谓高度雷同。

这种不同地域、不同时间发生的“剧情复刻”，很难归结于巧合，甚至也不只是具体执法人员的履职失当。事实上，类似的案例，早已有之，不断被质疑，又在不断重演。由此所折射的，其实是立法精神与法律行文的背离，是执法功利主义与司法能动性的拉锯。

菜农买菜微赚十几二十元，却被苛以十万之巨的重罚。就公众直观感受而言，如此“小过重罚”，完全是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。然而，在涉事的质监局自己看来，或许还觉得此举乃“依法办事”、有理有据。首先需要明确的是，无论洛阳案还是福州案，最初开出的罚单都是5万，在菜贩逾期未缴纳之后，又加罚了5分，于是才有了罚10万之说。所以，剖解整个事件，最核心的部分，无疑是“第一个5万”。

开罚“第一个5万”，法律依据看似是显而易见的。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规定，禁止生产经营农药残留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。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……据此，给贩卖农残超标的菜贩罚款5万，貌似是说得通的。但实际的情况，远比这复杂得多。

我们知道，现行《食品安全法》号称史上最严，自带“重点治乱”“零容忍”“冒头就打”的属性。由此，带来了极大的威慑力和治理效能，同时也衍生了某些技术层面的疑问。以上述第三十四条为例，其违法惩戒的严厉性，与情节界定的模糊性，显然未精准适配。菜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贩卖了农残超标的蔬菜，且违法获利极少、没有产生严重后果，是不是能够排除于上述法条适用范围之外？之于此，食安法并没有给出答案。于是乎，基层执法人员，当然“便宜行事”，倾向于机械教条地执行法律，这是最省事也是“利益最大化”的。

事实上，食安法并未就“菜农卖超标蔬菜”给出特定排除或豁免的法律适用方案。稳妥把握对此类案件的执法和法律适用，必须要引入《行政处罚法》的视角。其中对于“首违不罚”“轻轻重重”等原则，有着明确而清晰的表述，强调对于轻微违法、初次违法的主体，不能过度惩罚，而应实行包容审慎监管……要从根本上避免“菜农赚21元被罚11万”的荒诞闹剧重演，终究要诉诸食安执法与行政处罚法内在 “宽严相济，刚柔并用”理念的深度融合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地方法院通过个案纠偏、释法说理，意义重大。